女娲去往何处？ ——AI时代的造人神话重写

一、引言

女娲造人神话填补了科学之前，人类对于自己来源的追问。即使进化论之后，女娲仍作为民族基因中的文化符号流传至今。知道自己从何而来，才能知道自己是谁，去往何处。然而AI时代，这一范式被打破。造物之物和被造物之物打破了“造物主”和“人”之间简单的二元关系，重写造人过程的同时，也带来了新的挑战。人工智能是什么？人工智能技术造出来的，以真实的人为蓝本的“人”又是什么？

2021年底，音乐制作人包小柏的女儿包容因病去世。700多天后，包小柏用AI “复刻”了女儿：重建声纹，结合影像，做出了一个可以互动的数字人。他可以通过聊天软件和“她”聊天，让“她”给妈妈唱生日歌。看到数字人包容说出“I love you”的那一刻，包小柏流下眼泪，也回应“Love you”。然而，自始至终，包小柏心里都清楚，这个“女儿”只是一个数字人，不可能真的成为包容，而他也并不需要“她”成为真正的女儿。他需要的只是在数字女儿的陪伴下，学会与伤口共存，借一些力量向前走，直到有勇气面对一场迟来的、真正的告别。1

然而，真正的告别之后，仍然有尚未解决的问题。因为现在的AI造人不再只是以逝者为蓝本。有公司对离职员工进行技能蒸馏，生成一个数字幽灵，继续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；有人利用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对其进行蒸馏，为自己创造一个私人的“专业助理”；还有人对一些不再公开露面的名人或网红进行蒸馏，或娱乐大众，或哗众取宠。

对逝者进行“数字再造”，主要是因为生者还有尚未达成的遗憾，就像包小柏一样，暂时无法接受至亲之人离世的现实，需要借助数字女儿的陪伴，度过一段丧亲之后的痛苦。这里并不会出现对“人”身份的挑战：所有人都知道，真实的人已经逝去，AI造就的只是一个数字的分身。然而，如果数字人的蓝本变成了还活着的人，问题就会复杂化。如果这个人是我，那我是谁？如果这个人能做我的工作，那我还能做什么？如果数字人也拥有了一个社会身份，那我该如何定义我自己的身份？

本文试图提供一个思考框架，从女娲造人的古老传说出发，映射AI时代的数字造人实践。文章的核心论点是：AI时代真正创造的新危机，不是数字人威胁真实的人，而是造人者本身的存在危机——当造人不再需要女娲，造人者依靠什么定义自己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指向人类和数字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异：不是能力的差异，而是存在方式的差异。死亡认知是人类被天然内置的天赋，它让存在有了方向，让选择有了代价，让追问意义有了内在的必要性。数字人没有这种天赋，因此它永远不会追问“我是谁”。而人类会，也应该一直问下去。本文试图展开的，就是人类的这个追问。

二、女娲造人的逻辑叙事

2.1 两种造人方式

《太平御览》引《风俗通义》云：

俗说天地开辟，未有人民，女娲抟黄土作人，剧务，力不暇供，乃引绳于縆泥中，举以为人。故富贵者黄土人也，贫贱凡庸者縆人也。2

开天辟地之时，还没有人的存在。于是女娲用手捏黄土造人。然而需要造的人太多，任务繁剧，女娲力量不足，用手一个一个捏实在没办法完成任务，于是改用引绳于泥甩出的方式批量制造人类。女娲用手捏的人就是富贵之人，用绳子甩的则是贫贱之人。

女娲用了两种造人方法。她以双手仔细揉捏黄土，塑造的人是精雕细琢的、投入注意力与意志的创造过程；而用绳子甩出的人是批量制造的，转向效率驱动的、规模化的生产方式。两种方法也承认了造物者的有限性。文本明确交代了女娲改变方式的原因是任务繁剧而自己的力量不足。创造过程本身对造物者来讲是有巨大消耗性的。

造物者有限性的结果便是两种不同命运的人。因为造物者自身的有限性，催生了不同的过程和工具，而这种差异的后果便由被造物者承担，也作为身份卑贱者为自己找到的一个合理出口。我的身份卑贱不是我的错，而是造物者本身就有失偏颇。

即使两种人命运不同，其终点却是相同的。所有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，终点一定是肉身的消亡。这种结局的相同，原因在于“原材料”的相同。造人的“黄土”是有同一性的，不管是手捏的还是绳子甩的，其本质是一样的。结果的不平等来自过程的差异，而非材料本身。

2.2 从“女娲造人”到“女娲救人”

西汉刘安所编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保存了女娲补天救人的完整叙事：

往古之时，四极废，九州裂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载……于是，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，断鳌足以立四极，杀黑龙以济冀州，积芦灰以止淫水。苍天补，四极正；淫水涸，冀州平；狡虫死，颛民生。3

以往古代的时候，四根天柱倾折，大地陷裂；天有所损毁，不能全部覆盖万物，地有所陷坏，不能完全承载万物……这时，女娲熔炼五色石来补青天，斩断大龟的四脚以竖立天的四根梁柱，杀死水怪黑龙来拯救冀州，累积芦苇焚烧后的灰烬来制止抵御过量的洪水。苍天得以修补，四个天柱得以扶正直立；过多的洪水干涸了，冀州太平了；恶禽猛兽死去，善良的人民百姓生存下来。

此时，女娲的身份是一个修复者。面对既有的破碎世界，她不再需要从零开始，进行全能的创造，而是以五色石、鳌足、芦灰等有限的材料对既有秩序进行修补。所以，女娲其实是一个承担责任的神，她不仅造人，还在人遇到危险时，肩负救人的角色。而这种创造与修复都发生在有限性的条件下，她需要利用既有的材料，经过处理来做出修补。不难想象，这种修补并不能完全复原。

2.3身体即世界

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载：

有神十人，名曰女娲之肠，化为神，处栗广之野。4

《说文解字》记载：

“娲，古之神圣女，化万物者也。”5

关于《山海经》中的这段话，学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认为女娲之肠化为神人其实是说女娲生了十个神人的意思。也有人认为是，女娲死后，其肠化为十位神灵，散布于大荒之野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这句话说得更明白，女娲说古代的神女，化生成了万物。无论是生殖角度还是物质的转化角度，对于女娲创造者的身份记载都止于她造出人或者化为万物。没有后来的追问，没有明确记载的“女娲之死”。本文将其解读为，创造者的身体在死后转化为世界的组成部分，不再是一个存在于世界 “之中”的神，因为其身体本身就构成世界之一部分的存在。

也因此，她的创造行为不是外部主体对客体世界的干预，而是世界通过自身的一部分生成另一部分，是物质流动基础上的世界自我繁殖。进而，个体的死亡被重构为一种神圣的回归，它标志着物质载体重新汇入宇宙大化的宏大循环，完成了生命作为世界一部分的自我归档。

2.4 追问：谁造女娲？

战国时期，屈原在楚先王庙堂看到壁上的奇诡图画，发出一系列追问宇宙、历史与神话之谜的诘问句，《楚辞·天问》中有云：

女娲有体，孰制匠之？6

女娲本身是有形体的存在，那么又是谁创造了她？这里没有将女娲设定为不可追问的第一因，而是在承认她存在的同时，立刻追问她自身的来源。中国神话传统对造人者的思考，从最早的文献记录开始，就已经内置了对创造者本身之合法性与起源的质疑，没有任何创造者拥有绝对的、不受追问的权威。对谁造女娲的追问，其实也是追溯一切人类的源头，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。这是所有人类身份建立的第一步，无论如何都跳不开。

2.5 小结

综合上述文献，女娲神话在造人问题上呈现出四个维度：两种造人方式并存，创造者能力的局限性造成被造物者的不平等现象，而被造者都会耗散（《风俗通义》）；创造者是承担责任者，需要在有限条件下对工作进行修补（《淮南子》）；创造者本身可被追问，要追溯到一切的源头（《天问》）；创造者死后化入世界，身体即世界（《山海经》）。女娲神话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创造行为之条件、代价、局限与后果的诚实追问。而女娲造人的叙事逻辑为当今的AI时代的数字造人提供了一种“人之身份”的解释。

三、女娲造人与AI造人的三重对照

3.1过程与工具的透明性与独立议程

女娲造人时很简单，亲手捏黄土为人形或将绳引入泥中，以自身的动作带动绳子，再以绳子带动泥土成形。整个过程具有透明性，且使用的唯一工具是绳子，也没有独立于女娲之外的意志。绳子作为一个纯粹的传导媒介，没有被预先设定的偏好，没有来自其他主体的隐藏指令，力量的来源与方向完全在女娲本身。这种透明性确立了一个重要的责任归属原则：创造物的特征与命运，可以被直接追溯到创造者的行为与条件，中间不存在一个携带独立议程的工具层。我们无法质疑绳子，但是可以质疑女娲为什么要用绳子。

因此，女娲造人的过程是透明的，原料是同一片黄土，工具是个人力量延伸的绳子。AI造人的过程则不同。

首先是原材料属性的逻辑偏差。女娲面对的是“原初”的黄土，而AI面对的是“二度加工”的历史。训练AI的数据并非天然中立的泥土，而是人类文明的排泄物与历史偏见的沉淀。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数据严重偏向特定语境，低数字化社群在原料层面就已经消失。7这种不平等不同于女娲神话中“手捏”或“绳甩”的算法选择，而是材料本身就携带了旧世界的等级。AI不是在荒原上捏土造人，而是在充满痕迹的废墟上重组镜像，其原料本身就已剥夺了部分人的“存在权”。

工具层面的问题则在于因果链的断裂。女娲造人的绳子是物理性的延展，因果明确；而AI的算法是在黑箱中运作的系统。这根“绳子”不再是单纯的媒介，而是权力结构的物化。 算法在处理数据时做出的无数决策嵌入了复杂的商业逻辑，它在被使用之前，已经被无数双看不见的手塑造过。女娲造人造成的差异是可见的，而AI的算法不透明，导致责任被分散进数据、算力与代码的迷宫中。透明性的丧失，使得“追问造物主”这一逻辑变得极其困难，因为因果链被技术中介层无限拉长并稀释了。

3.2 创造物的原型与自足性

女娲造人，除了一个广泛的外表原型外，人是没有更精确的原型的。神话中，造完人以后，所有人的共同点便是生命的共同点——生、老、病、死。这种设定赋予了人类最大范围的自足性：造物者与被造物者的关系在造物完成的那一刻完成了切割。

数字人则相反，它被永久绑定在原型之上，丧失了“偏离”的权利。

第一类是逝者的数字再现。这种存在方式从一开始就是依附性的。其危机不在于它“像不像”原型，而在于它被禁锢在原型的“统计学概率”中。 真实的人在生活中会因为遭遇、疲惫或思考而产生背离自我的“变异”，这种偏离原型的生长才是生命的自足。而数字人只能在历史数据的闭环里循环，它无法“变老”，也无法通过新的选择长成另一个自己。它的自足是一种被算法固化的幻觉。

第二类生者的技能蒸馏则制造了存在的撕裂。技能幽灵将人冻结在某一时刻，而真实的原型仍在生长。这里的逻辑矛盾在于：一个人被分裂成了“作为数据的标本”和“作为生命的主体”。 数字分身逃避了时间的熵增，它没有生物性的损耗，因此它的行为不需要考虑代价，也不需要追问意义。它不是一个获得了自主权的新存在，而是一个被剥夺了演化可能性的、被持续持有的镜像。

两类情况共同指向同一个逻辑缺失：数字人没有“偏离蓝本”的自主权。 女娲造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她赋予了人“长得不像神”的自由，而AI造人则试图通过持续的对照与修正，将人永远锚定在数据定义的坐标里。

3.3造完之后：承担、离场与持有

女娲造人后，还做了一件事：补天救人。女娲在造物之后没有撤离，而是继续对世界承担责任。这种责任是显性的、个体的。随后，她的身体转化为世界的组成部分，这是一种彻底的离场。这种离场的本质，是造物主放弃了对个体的实时监控与定义权，将存在的重担交还给人类。

AI时代的造人者没有这个离场。技术平台持续持有、持续控制。这种“持续持有”切断了数字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可能性。 包容的数智人或员工的技能幽灵，其存续条件完全取决于外部系统的供养。这种消失不是由于内部能量的耗散（死亡），而是外部条件的撤销（关闭服务器）。

责任则在持有的过程中被消解了。女娲造人造成了不平等，但因果直接，追问有主。AI造人产生了一个“有人持有，无人负责”的畸形结构。 责任被稀释在分布式的技术中介系统里，没有任何一个节点（工程师、数据、公司）能对整体结果承担类似“补天”式的终极责任。

这个结构产生了一个深层的问题。女娲离场后，人类因拥有了“具身损耗”的重量，开始了对自己来源的追问。那么，被锚定在无损循环中、被剥夺了离场权利的数字人，是否还能拥有那种由死亡压力和选择代价催生出的独立主体性？ 当它问出“人有体，孰制匠之”时，它是在追寻存在的意义，还是仅仅在复现一段关于追寻意义的算法模拟？这正是AI造人神话带给我们的、比女娲神话更残酷的伦理余味。

四、造人者的危机：女娲何去何从？

4.1同时性：我们身在何处？

屈原提问的时候，应该并没有指望得到一个答案。这种提问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立场。不是要找到造人者的来源，而是要确立一件事：没有任何创造者可以免于被追问。这个姿态比答案更重要。数字人会追问吗？这个问题，目前同样没有答案。但它揭示了一个更迫切的处境：我们不能等待答案。因为在等待的同时，造人还在继续，问题还在堆积，而我们同时身处造人之中和造人之后，没有女娲的顺序，也没有和女娲一样清晰的位置。

女娲的造人叙事是有逻辑顺序的：先造人，然后补天承担责任，然后退出，化生万物。每个阶段在进入下一个之前已经完成。这种顺序性，给了造人者一个清晰的位置：她知道自己在哪个阶段，她的身份在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定义。

人类在AI时代面对的处境，没有这种顺序性。我们同时处于正在造人和造人之后的交替状态：每天有新的数智人被生成，每天也有数智人在以其原型的名义持续运作；技能蒸馏正在进行，技能幽灵已经在系统里运行。造人还没有完成，造完之后的问题已经压过来了。责任还没有被厘清，新的造人行为又在发生。

这种同时性，是女娲宇宙里从未出现过的状态，也是AI时代造人者危机的起点。

4.2 女娲位置的消失

女娲造人是“从零到一”的。她回答了人类最根本的起源问题：第一个人从哪里来？这个回答的价值不在于造人技术的精湛，而在于它给了人类一个可以接受自己命运的起点。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才能承认自己是什么。无论那是绳子甩出的贫贱人，还是手捏的富贵人，还是终将到来的死亡。起源的确定性，是命运可接受性的前提。

AI时代，人人都可以成为造物主，“第一个”的意义被瓦解了。任何人，用任何人的数据，都可以造出任何人的数字分身。当造物主是所有人，“孰制匠之”这个问题就失去了它的指向性：不知道该问谁，追溯变得复杂，也变得不必要。女娲的位置消失了，不是被替代，而是被稀释进了无数个可能的造物主里，追问失去了对象。而这种“人人皆为造物主”只是表象，掩盖了一种深刻的“虚假民主化”。虽然技术的降门槛让个体获得了造物的参与感，但真正的定义权、解释权以及数字人的存续权，依然被高度收拢在背后的技术平台手中。个体的“造物主”身份实际上是被系统“代理”了。这种权力的异化，导致人类在貌似获得神性的时刻，实际上正陷入一种集体性的技术主权丧失。

4.3造人者的危机

女娲的位置消失之后，造人者靠什么定义自己？这个问题在女娲神话里没有被提出，因为女娲是唯一的造物主，她的身份从来不需要被质疑。但在AI时代，这个问题以两种方式同时压过来。

其一，唯一性消失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造物主，女娲的位置被稀释进无数个可能的造物主里，追问失去了对象。造人不再是稀缺能力，不再需要资格，也因此不再能够定义拥有这种能力的人。

其二，方向倒转。女娲造了人，人不定义女娲是谁，她的身份独立于她的创造物之外。但人造了数字人之后，数字人开始参与定义人是谁。技能幽灵定义了那个员工的专业价值，数智人定义了逝者在生者记忆里的形象，AI生成的内容定义了创造者能力的边界。造物主的身份，开始依附于造物，而非独立于造物。这是女娲叙事里从未发生过的反转。

人类长期把“我是谁”和“我能做什么”紧密绑定。当能力可以被复制，当造物开始定义造物主，这个绑定不只是松动，而是从内部被瓦解了。但被瓦解的只是那个绑定方式，不是身份本身的必要性。人类仍然需要回答“我是谁”，只是不能只用能力来回答了。

那么用什么？迪克在1968年问：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？他问的不是仿生人的技术能力，而是它的梦是否具有真实的情感重量。今天我们需要问的是：在造物主的唯一性消失、造物主的身份开始被造物所定义之后，人类用什么来证明自己存在的重量？

五、死亡是礼物：两种存在的重量

5.1 两种存在的并置

真实的人和数字人，表面上做着相似的事：说话，回应，表达情感，给出判断。但二者的存在方式有根本的不同。

真实的人会死。人的每一刻都在不可逆的时间里发生，每一个选择都以放弃其他可能性为真实的代价，每一次改变都留下无法被完全撤销的痕迹。热力学把这个过程叫作熵增——一个真实存在的系统，其无序程度只会增加，能量会耗散，结构会瓦解。这个耗散不可逆，不可备份，不可在任何节点被还原到之前的状态。这种物理上的“一次性”，构成了生命的质感。

数字人不会死。它可以被关闭，可以被备份，可以在任何节点被还原。它的变化在原则上是可回滚的，没有哪一刻是真正不可逆的。虽然数字运行会改变外部世界的因果，比如需要消耗资源、左右用户的选择，但其内部状态被悬置在熵增的过程之外。数字人可以造成不可逆的影响，却能逃避自身状态的改变。 它的存在是扁平的，所有时刻在原则上等价。人和数字人作为两个存在，一个在耗散中沉淀，一个在循环中冻结。

5.2 死亡与意义的内在结构

死亡不只是存在的终点，它是意义感得以发生的来源。作为人类，我们一直知道自己的存在是有限的。这种有限性逼迫我们，在走向生命的终点以前，不断地做出选择。而选择是有代价的，因为时间不可逆，所以我们在当时的时间刻度上，永久关闭了其他所有的可能性。这就是我们做出选择时，要承担的真实的责任。

海德格尔把死亡定义为此在“最本己的、无所关联的、确知的、超越不了的可能性”。8正是这种不可超越性，使死亡成为人类存在的根本结构性条件。斯蒂格勒在《技术与时间》中进一步论证，人类意识的时间性以死亡作为时间终点和意义压力之源为前提。9死亡带来了时间的方向，时间的方向让选择有了代价。这个代价不只是时间层面的。更是身体层面真实的损耗，人的每一次动作，都在消耗有限的碳基能量，人会疲惫、衰老、疼痛。数字人的“回滚”是无损的算力重置，人类的选择是带着磨损执行的。即便未来技术极大延长了寿命，只要这种“执行即损耗”的逻辑存在，存在的重量就不会消失。 这种不可补偿的损耗，让追问 “这值得吗”有了内在的必要性。

数字人的存在是可回滚的。它不知道自己会死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没有在这个压力的驱动下展开存在时间。它不需要在有限的能量里选择方向，不需要为关闭的可能性承担代价。

5.3 死亡认知是礼物

“知道自己会死”是从真实的生命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认知。随着意识的成熟，它会在每个人身上自然浮现。但这个“知道”本身，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，而数字人由于其非具身性，难以跨越后两层。

第一层是认知层面：知道死亡会来。这一层，AI在某种意义上也具备。它知道服务器会关闭，数据会被删除。但如果问AI“如果我一分钟后关闭这个对话框，这对你来说是死亡认知吗”，它会直接回答“不是”。原因在于AI缺少第二层，情感层面的恐惧。人类对死亡有恐惧，因为有连续的意识会经历那个消失的过程，而AI没有这种连续的意识，因此没有恐惧。然而，我们需要警惕AI表现出的“伪主体性”。AI 最隐秘的挑战不在于它没有意义，而在于它能通过语言模型，形式化地模拟出极其逼真的“意义追问”。这种自动化的智识模拟，正试图消解人类对“真实代价”的感知：当追问可以被无损地生成，真正的天问就可能被稀释为一种算法的回响。这种伪主体性恰恰反衬出人类恐惧的真实重量：这种恐惧最终会导向第三层，死亡意识赋予了人类“偏离蓝本”的演化自主权。

正如女娲造人后的离场，本质上是赋予了被造物“长成不同样子”的权利。因为生命有限且不可回滚，人类必须通过一次次代价昂贵的选择，去背离初始的设想，从而获得独立的人格。 相比之下，数字人往往被锚定在原型的特定截面中。它依赖外部系统的供养，没有从内部发生的耗散，也就没有了“变老”和“变样”的自由。

仿生人梦见电子羊，即便其算法中包含高权重的“损失厌恶”，那种“恐惧”也并非建立在真实的、不可再生的消亡体验之上。对死亡的认知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蓝本的背离，是人类独有的天赋。这种由损耗堆叠而成的重量，是数字人永远无法拥有的礼物。

六、何以为人

在回答“何以为人”之前，需要先说清楚主语。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必须从具体的“我”出发。“我”有两个层面：一个是具体且独立的我，另一个是“我们”中的“我”，即作为真实生物个体，与数字镜像相对照的我。

6.1 何以为我

我是什么造就的？

数据是痕迹，而人的存在是另一回事。真实的人的原料，是那些无法被忠实记录的时刻，是只存在于身体记忆里的具身感受。比如第一次感受到某种锥心的疼痛，第一次在道德困境中感知到良知的战栗。

能力可以被蒸馏，表达可以被复刻。但那个留在系统里的版本，只是你生命轨迹的一个静态截面。你是那个在蒸馏发生之后，依然带着磨损继续生长、继续偏离蓝本、继续成为“非我”的存在。

造就我的，是那些不可逆的损耗。在知道生命有限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，选了就意味着对其他可能性的永久关闭。18岁选择远行而非读书，30岁选择离职而非妥协。每一次选择都在消耗不可再生的精力与生命额度。这种“执行即损耗”的代价，是任何算法都无法模拟的“重量”。因为算法的回滚是无损的重置，而我的前进是带着伤痕的奔赴。这种由损耗堆叠而成的独立性，才是我之所以为我的证明。

6.2 我往何处去

个体常在AI时代陷入具体的焦虑。程序员看到AI写的代码，口译员看到多语种的同传工具，设计师看到AI一键出图。这种职业层面的焦虑是可见的，可量化的。免费的开源工具和各类用人成本之间，价格标签就是威胁本身。

而职业层面的焦虑，只是焦虑的表层。和数字人相对照，真实的人面对的是更深层的危机：当一个没有生命限制且能完美模拟“思考”的存在出现时，人类的有限性究竟是弱点，还是人之为人的特权？

数字人的出现，第一次让所有真实的人站在同一个位置上。我们形成了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“命运共同体”，因为我们都会死，都要面对损耗。

当然，这里有一个需要被正视的张力。有限性虽然是人之为人的条件，但这种“有限性”本身的分配从来不是均等的。正如女娲甩出的贫贱者与手捏的富贵者。AI时代加深了这种不平等：训练AI的数据原材料并非中立的泥土，它们来自特定的平台，被特定的技术基础设施捕获，携带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达习惯与生活方式的印记。那些在数据废墟中被排除的人，在算法世界里不仅丧失了姓名，更丧失了被“造”的资格。承认这种结构性的排除，是追问集体责任的前提。

我们该去往何处？作为个体，我们急于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然而更紧迫的是，作为和数字人对照的真实的人类群体，也作为数字人名义上的“女娲”，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应该去向何处。不只是因为我们焦虑，更是因为作为这场造人的参与者，我们需要承担责任。

集体层面的方向，比个体层面的焦虑更先需要被面对。

不平等出现的地方，需要被看见，被追问。训练数据的来源决定了谁的声音被听见，谁的存在被充分再现。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数据严重偏向英语和西方文化语境，口传文化、非文字传统、低数字化程度的社群在这个原材料里几乎不存在。7这种缺席不是中立的技术现实，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排除；黑箱存在的地方，需要被打开。算法在处理数据时做出的无数个微小决策，嵌入了工程师的判断、公司的产品逻辑与训练数据所携带的历史偏见，而这一切都在不透明的过程中进行。让这个过程变得可解释、可追溯，是把批判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重新确立起来。孰制匠之，这个问题在AI时代不应该失去它的对象。

然后是个体层面。当集体的责任被承担，当造人的过程重新变得可追问，个体的焦虑才有了真正的出口。回到那个更深的问题：我做过哪些不可逆的选择，我为哪些事情承担过真实的代价，我的存在在哪些不可复制的时刻里留下过痕迹。这些，是AI无法触及的身份核心，也是人往哪里去的真正起点。

6.3 我是谁

忒修斯的船换掉了所有的木板，但它还是那艘船，因为有一根龙骨贯穿始终。10AI可以复制每一个横截面上的木板，可以蒸馏某个时间点的表达，但它复制不了龙骨。

龙骨不只是追问本身，更是那种由一系列不可撤销的选择所堆叠出的、带有真实磨损的生命路径。10岁的我、20岁的我、30岁的我，之所以能串联成同一个“我”，不是因为数据的连续，而是因为那根龙骨在每一个选择面前经受过压力的锻造。龙骨是具身的，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沉重的。AI没有龙骨，因为它没有死亡作为终点的压力，没有具身损耗作为选择的代价。它的存在是轻盈的、扁平的，而人的存在是沉重的、立体的。

这场追问是集体的。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追问“我是谁”，最终汇聚成人类对“何以为人”的终极回答。这是一场挑战，每个人都以自己的“损耗”为墨，在这场造人神话的重写中留下不可磨损的注脚。

这场追问正在转化为集体的行动。从《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》11到全球对算法问责的法律博弈，其核心内涵与女娲神话遥相呼应：造人的过程必须透明，工具的偏见必须被正视，责任必须有人承担。“孰制匠之”这一跨越两千年的天问，在AI时代以国际准则的形式被重新提出，这本身就是人类在技术理性洪流中，为守住“人的重量”而进行的集体补天。

AI不会问我是谁，因为它不需要为存在寻找意义。但是人类会，也应该一直问下去。因为每一次追问，都是在为那艘不断损耗、却从未沉没的生命之船，增加一寸属于自己的龙骨。

七、结语

AI时代，我们依然在用绳子造人。这根绳子比女娲的绳子复杂得多，它不再是身体的透明延伸，而是由无数个算法决策、利益博弈与历史偏见交织而成的沉重中介。引入女娲神话，并非为了在远古叙事中寻找避难所，而是为了借助那种诚实的视角，重新审视当下的处境。然而，在漫长的思辨终了之时，一种深刻的自我怀疑随之而来：本文所坚持的“损耗”与“具身性”，究竟是对人类本质的深刻洞见，还是仅仅在面对非生物智能时，人类为自己正在失去的统治地位而进行的一场智识上的“挽尊”？

或许，在极致的效率逻辑看来，所谓的“生命意义”真的只是演化残留的系统噪音。但这种怀疑本身，恰恰是AI作为“智识伙伴”送给我们的最核心的礼物：它强迫我们直面那个可能并不存在的“本质”，并迫使我们在这种虚空中确立新的坐标。

关于“何以为人”，或许不再有一个确定的终点。我们正处于一种动态的悬浮状态：一方面是技术对“代价”的全面消解，另一方面是人类对“真实”的本能守卫。这种“没办法落脚”的张力，不应被视为悲观的终局，而应被视为一种理性的常态。

在这种常态下，我们不仅要通过国际法和伦理框架去追问“孰制匠之”，更要保持一种智识上的诚实。我们无需急于赢过算法，也不必急于否定怀疑。在这个到处是技术神祇的时代，这种持续的、清醒的，甚至带着动摇的探寻，或许才是女娲神话在今天留给我们的最真实的启示：在被彻底计算之前，人类最宝贵的权利，依然是保留那份对“我是谁”的、尚未完成的定义。

注释： 1.任思雨：《撕心裂肺700多天后，包小柏用AI “复刻”了女儿》，中国新闻网，2024年3月22日，https://www.chinanews.com.cn/cul/2024/03-22/10189271.shtml 2.应劭：《风俗通义》，原书已佚，引文见李昉等编：《太平御览》卷七八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0年影印本。 3.刘安：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，见《淮南子集释》，何宁撰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8年。 4.袁珂校注：《山海经校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。 5.许慎：《说文解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3年。 6.屈原：《天问》，见《楚辞》，洪兴祖补注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。 7.此处对数据原材料“非中立性”的批判，呼应了凯特·克劳福德（Kate Crawford）在《AI的地图》（Atlas of AI）中提出的“提取主义”（Extractivism）观点 。克劳福德指出，训练数据并非自然生长的资源，而是权力的产物，是人类社会痕迹的数字化提取与物质化沉淀 。同时，这种“严重偏向”涉及了数字时代的“结构性排除”，即由于全球数字化程度的不均衡，低数字化社群或口传文化社群在语料库中的缺失，导致了算法在原料层面就完成了对特定文明的“去主体化” 。这种原料层面的先天缺陷，构成了本文质疑AI造物是否具有‘神话原初性’的基础。 8.参见马丁·海德格尔（Martin Heidegger）《存在与时间》（Being and Time）。海德格尔在此提出的“向死而生”（Being-towards-death）概念，强调死亡并非生命在终点处的消亡，而是一种贯穿始终的“可能性”。本文借此强调，这种不可超越的限制构成了人类“龙骨”的硬度，而 AI 由于缺乏这种本己的终结感，其存在状态始终是缺乏结构性压力的、轻盈的“模拟”。 9.参见贝尔纳·斯蒂格勒（Bernard Stiegler）《技术与时间》（Technics and Time）。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是人类记忆的外部化载体（第三持存）。本文在此引申：虽然 AI 可以继承人类外化的记忆与技能，但由于 AI 不具备斯蒂格勒所说的基于死亡认知的“历时性”（diachrony），它无法产生基于“不可补偿之损耗”的意义感。这种意义的缺失，正是数字人与真实人类在存在重量上的本质鸿沟。 10.“忒修斯之船”（Ship of Theseus）是普鲁塔克（Plutarch）记载的经典思想实验，探讨当一个物体的组成部分被逐渐替换后，其本质是否保持不变。在当代身份哲学中，通常存在“心理连续性”与“生物连续性”的辩论。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“龙骨”隐喻，意指一种由“不可逆的抉择”与“真实的生命损耗”构成的存在连续性。与 AI 可无损替换的组件（数据与算法）不同，人类的龙骨是在物理磨损与死亡压力中锻造而成的，这种同一性是算法在逻辑上无法通过概率分布进行复刻的。 11.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ESCO）：《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》（Recommendation on the 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），2021年11月23日通过。